渠岩：艺术乡建是连接中国传统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话题
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授牌仪式（右二：渠岩）
2024年5月31日，“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高校艺术乡建教学联盟”在广州美院正式揭牌，渠岩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近期，渠岩和屈行甫编著的新书《中国艺术乡建地图》也正式出版发行。这些事件也标志着中国的艺术乡建进入了更为系统化、学科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近日，艺术中国对渠岩进行了专访。渠岩就“当前社会乡建热潮的审视和反思”“艺术乡建理论构建的价值”“乡村的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本大地艺术节与中国艺术乡建的差异”“民国乡建的历史局限性”等话题和当前在广东韶关地区的周前村修订新村志等文化实践做了解答。
5月30日，2024年浙江省艺术乡建工作现场会在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举行（图片来源：中国文艺网）
《中国艺术乡建地图》封面
渠岩、屈行甫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艺术中国：您在《中国艺术乡建地图》书中展示了33个艺术乡建案例，这些乡建者从当代艺术、建筑、规划、摄影等各自不同的路径介入到乡建领域，有些案例与您的乡建思想也并不吻合，您对于筛选案例出于怎样的思考？
渠岩：我当时选择这本书的案例是在疫情期间，这本书也耽误了两三年，我觉得这些案例和方法应该收集起来，并不是基于某些标准，而是让社会来判断和讨论。
如果按照我理想中的艺术乡建，这本书编辑不了这么多内容。我说过乡建艺术家的身份不同，有摄影、建筑、规划、文学、绘画等等。乡建者的认知不同，乡村的面向也不同，但这些案例和艺术乡建沾边，还是属于艺术乡建大的范畴里面。我作为一个跨界艺术家，也没有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来做，但我做的方法里也包含着乡村的一些综合艺术活动。
青田的“烧番塔”活动 图片©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艺术中国：十几年前就有少数艺术家从城市来到乡村实践，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多的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等从事乡建，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渠岩：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十几年前一些敏锐的艺术家就已经发现城市出现了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些被迫加入的乡建者，比如有些城市规划者看到房地产行业的萎缩才来到乡村。
当代艺术家要有敏锐的思考和嗅觉，要根据社会时代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一部分人始终要走在时代前面，有些是跟随的。
85时期我们做当代艺术也是如此，先锋艺术的艺术家都是少数，后来慢慢形成了潮流和规模。当它形成规模后，又要开始打破它，再发现新的问题。社会就是一个循环式的发展模型。
艺术乡建必须要先有理论体系，然后艺术家再打破体系
渠岩在青田广东青田 图片©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很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艺术乡建是一个通向历史，能够连接现实，触动中国文化，拓展艺术边界的领域。它是一个非常丰富，也能触动现实的跨界的综合学科。
我已经在这个跨界学科深耕了二十年，也算有备而来，我总结了一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加上自己的实践，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效的，我的艺术乡建理论方面的书也会即将出版。
另外通过乡建教学联盟也能触动各个高校的乡建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为了完成任务到乡村去。大家要认识到乡建是一个文化现象，连接中国传统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话题。高校师生对乡村的认知越多越能减少对乡村的损失，这就是学科的重要性。
艺术中国：很多人的乡建是参考一些历史和当下的案例，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您认为建构乡建理论有怎样的意义？
渠岩：我最早提出艺术乡建概念的时候很多人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放在一起有拼凑的嫌疑，但十几年下来，大家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我认为在时代转型中理论先行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乡建者只是盲目投入到乡村，如果有一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对他们肯定有帮助。
艺术乡建必须要先有理论体系，然后艺术家再打破体系，体系是为了打破的，但不能没有体系。有一些理论家不太关注，或者也没有能力建构乡建理论，他们就说艺术乡建不要理论，那他们就和很多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不要理论是一样的，没有理论体系就等于拍脑袋做事情。
艺术中国：现在有些专家从参与式艺术、社区营造等概念讨论乡建，您认为乡建理论应该建立在艺术还是社会学范畴？
渠岩：参与式艺术、社区营造都是西方的理论，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自己的理论。乡建研究应该把艺术和社会学放在一起，不应该把他们分开，包括我做的乡建学科系统也包括历史学和自然生态学，也包括西方的参与式艺术，它们都融合在一个大的系统里面。
艺术龙舟行动
另外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也给了我们非常多建议，由此我们才确定了顺德地区最重要的文化定位是水资源。以前农作就是桑基鱼塘系统，但今天这里的水都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做了保护水源行为的艺术活动，以此唤起当地人的环保热情与保护行动。
艺术乡建首先要研究乡村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乡村的危机是什么?对社会对今天有什么影响？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如果研究触动不了核心，只是边边角角的问题就没有意义。
艺术中国：您在打边炉的采访中，谈到民国乡建者也是将乡村置于现代发展主义逻辑下，这与当下很多言必称民国乡建为经典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您认为民国乡建的局限性在哪里？
渠岩：现在很多人对民国乡建顶礼拜膜。实际上今天的乡村问题与民国时代早已不同，如果我们还照着老方子抓药治疗不了今天的病，实际上当时的药方都治不了当时的病。
民国乡建者们还是在现代化危机和新文化的背景下做乡建，他们认为乡村是有问题的乡村，而我们今天做的是要恢复乡村的主体价值。
我记得有文章写艺术乡建，从脉络上先写民国乡建，实际上民国乡建根本不是艺术乡建。民国乡建者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情怀，他们是士人的传统，还有新文化的裹挟，他们完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今天谈民国不谈新文化这个时代背景就永远出不来。我在2017年许村国际艺术节“神圣的家”里就提出娜拉出走的问题。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艺术促进村落复兴”
艺术中国：疫情后艺术乡建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和艺术家对乡村的认知和目的各有差异，当下艺术家在乡村中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渠岩：如果将乡村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逻辑判断，艺术家对乡村能做的事情很少。如果完全按照理想主义的方式，按我心中认为的理想方式实际上很困难，这必然削弱乡村急功近利的治理方法和经济指标。如果服从于乡村治理和经济开发很容易，那就是接项目嘛。如果项目是出于文化理想的考量，其前提要有政府和企业邀请艺术家做事，但艺术家不能完全变成雇佣者，还要完成文化理想，符合乡村发展规律，而不是破坏乡村。
艺术是无用之用嘛，如果把艺术变成有用之用，这里面会非常危险，成为工具。艺术家在社会现场，你的主体性有多少取决于自己？这里面有非常多偶然性。艺术家在甲方乙方关系里能坚守多少原则，做出多少妥协，或者干脆不做，取决于双方对乡村文化的初心和价值判断，双方能达到怎样的共识。
2019年第五届许村国际艺术节 （摄影：刘鹏飞）
“消逝的风景系列”（摄影：翁奋）
我认为当下中国一些地方照搬日本经验举办大地艺术节，大多还是文旅的项目。我之前已经提出来了，如果我们不把乡村还原成家园，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中国乡村根本问题，家园是我的乡建逻辑系统中的核心概念。
做海岛乡建的艺术家翁奋跟我说，他的海南文昌的祖宅被征用了。从宋代一千年以来，他的家族一直住在里面，那里有祖先血脉的牌位，每月他们都去祭祖。他的父亲八十多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没有家了”，我听到这句话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里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家的问题，灵魂信仰道德伦理全在这里面了。
艺术中国：说到乡村的家园，有的专家讲过乡村“居”与“游”的概念，您认为传统乡村家园与外出做事是怎样的关系？对今天有怎样的影响？
渠岩：“居”与“游”是西方社会学家的概念。中国古代乡村的经济，文化，家园与西方完全不同，我用的是“进”“出”的概念，乡村可以“出”，年轻人要去城市发展，他们可以在城市追求功名和经商，年老后一定要返回乡村，回到祖先的土地后再反哺家乡，以此达到生命的轮回，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逻辑。
安徽和山西的传统乡绅不是在地里刨食，他们要去外面做官和经商，回来家乡才能建造出很多恢宏的乡村建筑。现在的福建莆田，当地人也不在家里挣钱，而是在外面挣钱回来在家里盖楼，这是他们的家和根脉，他们在外面建立的商业网络页需要靠家族宗族维系。
修复后的青田书院（2018年）
历史学家说，宋代以后北方就变成朝贡文化，北方乡村秩序的混乱和经济落后与传统有极大的关系。南方是农商文化，传统相对保存得很好，市场经济也很发达。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邀请海外华人来投资，之前这些华人基本来自广东和泉州。他们投资的前提是要恢复过去被毁坏的祠堂和祖先的牌位，投资经营的环境一定要有道德伦理的敬畏和约束，他们在东南亚就是靠这个维系华人经商体系。后来他们先把这个祭祖系统恢复起来，有了约束他们才敢投资。
艺术中国：现在很多人以乡建的可持续性作为乡建是否成功的标准，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渠岩：时间是一个方面，还要从做的事情性质判断。如果山西方面再找我做乡建，我都能延续下去，但如果他们还按原来的方式做，我就不愿意做。还有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例如大家都知道梁漱溟先生的乡建失败了，但文化上肯定成功了，他的文化影响了一百年。我在青田做了五年没有再做，因为我不愿意再重复了，我让当地村民积极接手，要有退出机制，乡村是村民的家园，你不可能一辈子在人家里。
所以乡建不能用成功学判断，它是一个触动中国百年历史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乡建的价值判断标准，要看它是在文化上，经济上，还是现实中。另外也看谁去判断，有的人目光短浅觉得挣到钱就是成功，挣不到钱就不好，这些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我始终有一句话，明天失败了，今天做也有意义，它会给后人提供很多借鉴价值，思想史就是这么推进，特别是艺术家，不是你的作品都是成功，失败的最多。
修村志像医生诊断，将乡村问题梳理清楚后就知道开什么药方
周前古墟，2023年5月（摄影：渠岩）
“周前艺术公社”，2024年6月（摄影：渠岩）
我们在周前村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式做了一年的驻村调研，相当于修订了一部新村志。我们不仅对建筑进行研究，包括公共建筑，宗教建筑，民居建筑等。我们也做了村落的形成、乡村历史、文化、人口变迁、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乡村隐性价值的调研。哪怕后面的事情没做，这些事情也很有价值。
艺术中国：您曾经提过“艺术中的乡村”和“乡村中的艺术”，您在周前村的乡建中，艺术介入的方式与之前会有所不同吗？
渠岩：“艺术中的乡村”和“乡村中的艺术”完全是两个概念，一是外来的，一是在地的。“乡村中的艺术”不是说把艺术的作品凭空放到乡村，而是根据乡村历史文脉和乡村的问题来创作作品，影响和改变当地乡村。
周前村的乡建不会完全采用“许村”和“青田”的方式，艺术家要连接乡村的文脉，做出影响村民生活，加强乡村凝聚力的活动。同时我也不回避对乡村经济有帮助的事情。明清时期周前村已经成为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形成了繁荣的墟市，我们尝试通过恢复传统墟市的繁荣（我们称之为“周前上河图”），激活乡村民艺及文创产业，重塑乡村经济和商业体系；在乡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土壤上，保育乡村、繁荣乡村，让村民更舒适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
（受访人：渠岩 采访人：刘鹏飞 图片来源：渠岩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