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故事》热映，策展人如何玩转五花八门的肖像？
费雷德里克·保罗（Frédéric Paul），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肖像的映象”策展人
目前，上海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艺术中心合作的常设展《肖像的映象》正在西岸美术馆展出，展览以“肖像”为线索，通过呈现不同身份、领域或社会地位的肖像讲述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描绘了“肖像”这一创作手法的历史发展及在艺术史中的转变。策展人费雷德里克.保罗（Frédéric Paul），于1959年出生于摩洛哥，毕业于里昂美术学院，而后进入大学教授艺术史，曾策划巴塞尔艺术博物馆举办的Shirley Jaffe回顾展，现任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蓬皮杜中心的策展人。他认为“艺术收藏、写作、策展是不同但彼此互补的体验”，并对每个领域都颇有兴致。在这个展览中，我们读到“策展”的丰富内涵。
常书鸿《沙那肖像》（中）在展览现场
《肖像的映象》第7章节《家庭肖像》展示了几位女性肖像——常书鸿以女儿常沙娜为原型创作的《沙那肖像》创作于1935年，4岁的小女孩在天蓝色格子上衣和童花头的衬托下显得天真可爱，画家用留白和印章表现中国传统，而旅居法国的经历带给他关于透视和造型的思考也从画面上清晰可见；张晓刚《父女1号》同样刻画了一个女儿，在没有明显面部表情且身着制服的父亲身边，女儿面部的色彩点亮了整体灰调的画面，试图引发观者关于代际关系和身份认同的思考；勒内·马格里特则在《剑球旁的乔治莱特肖像》中用灰色刻画了妻子乔治莱特，女子深情平和望向观者的方向，白色画框打破画面构成的平衡，制造了剧中剧的戏剧性。
凯斯·凡·东根，《比莉肖像》，1920年，布面油画，100 × 81 厘米
同样是女子肖像，《家庭肖像》章节里展现的女性是女儿，是妻子，是家庭中的重要角色；而《世界女性》章节里表达的女性则是摄影师，演员，导演，卖花女，是独立鲜活的社会化的个体。肖像所属的人的角色的多元性给了策展人从中腾挪的充分空间。策展人通过巧妙地分类，让艺术品在作者完成表态后再次输出思想的能量。
奧古斯特·桑德，《艺术商人山姆·萨尔兹》，1927年，明胶银盐印相， 30.5 × 22 厘米
此外，“前后呼应”的策展技法也在《肖像的映象》中得到体现。第4章节和第12章节分别都是《肖像与艺术家自画/自拍像》，两个同样题目的章节首先从空间上做出区分，它们分别位列于两个展厅；其次，从观看的层次上区分，两个章节分别处在展览的早期和后期。当第二次同样的小标题《肖像与艺术家自画/自拍像》重复出现，观众稍早之前的观看记忆被唤醒，形成了一次短暂的回闪和观众感官的自我更新。
阿兰·赛沙，《嫌疑人》，2000年，聚酯纤维、丙烯颜料、音响、射灯，音乐：阿尔弗雷德·舒尼特克《平安夜》, 220 × 360 × 70 厘米
法国艺术家阿兰·赛沙的《嫌疑人》是一组由六个身着白色服装的受询问对象组成的装置，伴随着节奏稍显诡异且不合时宜的圣诞音乐，聚光灯的转向牵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在谁是清白而谁又犯有罪行之间犹疑。“确定性”在这样模糊不清的氛围中被瓦解。
“肖像的映象”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作为导游：引发哲思的畅想旅程
策展也能引发观众对哲学命题的思考。《肖像的映象》第13章节《镜子》出现了很多有趣的隐喻。镜子作为介质，串连起创作者和观赏者不同步的时空关系，从而更忠诚地面对了观众的解读对于作品完成的重要性，而不是忽略它。苏菲·卡尔创作的《盲人》系列作品，由23组作品构成，每一组作品包含一张受访盲人的照片，和根据盲人用语言描述的“美”的画面诠释而成的图像作品。以创作者的心灵，照亮盲人头脑中的“眼睛”，在视觉-语言-视觉的转换之间，在美之想象的投射和反转之间，完成对“美”的再定义，让盲人的肖像被他们心中的“美”修饰，从而构成一套崭新的、独立的、完整的美的存在。正如同策展人费雷德里克·保罗所说：“镜面可以反射出无限多的内容，除了某个角度下人的外在形象，它往往还能捕捉到更多的东西。”
“肖像的映象”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摄影：Alessandro Wang
策展是一次打开脑洞，大胆畅想的旅程，观众搭乘策展人想象力的飞船在艺术世界里自由翱翔。《肖像的映象》第14章节《致敬》中，策展人巧妙地将缅怀定义为“缺席的肖像”，将肖像的定义不断延展扩充，从一副面孔，推演到一件物品，一张缺失人物的风景画，或是一组抽象的点线面。勒内·马格里特的《大卫的雷卡米耶夫人像》以棺材代替对故去之人的致敬和缅怀之情，当观众凝视物品，也就在对人生终点的思索中“见到”了它所承载的故人的一生；弗朗西斯.培根则在《风景中的梵高》中。以不可见的自然之中的“幽灵”表达无处不在的梵高对自己的艺术启发，粗犷的笔触和浓烈的色彩也诱发了观众心中的关于梵高的印象，处处不见梵高，却处处都是梵高；赵无极的大尺幅油画《纪念美琴》以充分拉伸的宽大视野，将宏大的私人情感投射到对自然的再现当中，在抽象风景中表达对早逝妻子的追思之情，超大的画幅宛若一个巨大的情感漩涡，将观众卷入其中，并沉浸其中。当肖像被寄托了表达情感的诉求，无论是艺术家或是观众，人们对真实的追求便退却了执念，艺术品在此时成为照映情绪与思想的一面镜子，是用来凝神思考的对象。
查克·克洛斯，《阿恩》，1999 – 2000年，布面油画，259 × 213 厘米
《肖像的映象》第5章节《面具》中选择了亚历山大·考尔德的铁丝肖像作品《面具》，艺术家以铁丝为“颜料”，以钳子为“画笔”，在空中依据真实人物塑造立体雕塑。随着观赏者、作品和光线相对关系的变化，头像的样貌也呈现出丰富的变化。与其他更典型的面具作品共处一堂，铁丝肖像像是对小标题《面具》的补充说明，也是对其他作品的细节再刻画。可以说，策展为海量的作品选定正确的注脚。所谓“正确”，更是“适合”。在一个新的题目下，一件作品和其他被分类到其中的作品互相解释，互为补充。不同作品的细节成为文字无法描述的微妙部分的外延。
“肖像的映象”展览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