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分离派”大展【四】：百年梦华录
《瑟克角》，马克西米利安·伦茨，1900，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繁华都市资产阶级的优雅格调，维也纳分离派联合创始人、奥地利画家、雕塑家马克西米利安·伦茨向人们展示了百年前光鲜的维也纳，车水马龙，旧国梦华。
《在海滩》，马克斯·施莱廷，1899，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
对大多数来自都市的艺术家来说，任何与大自然亲近的接触都富有吸引力，德国印象派画家马克斯·施莱廷的《在海边》就展现了这样一个闲适场景。施莱廷于1899年加入柏林分离派，两年后与其他16名艺术家一起离开，他们指责当时的柏林分离派“没有对所有的艺术运动开放”。
在分离派的流金岁月中，这种“分离”不断出现，每一次离开都走向一个个新的开始。1910年，被拒绝的表现主义者在柏林成立了新分离派（New Secession）。1913年，慕尼黑也出现了新的“分离”。1914年，以马克斯·利伯曼为首的50位艺术家成立“柏林自由分离派”，前文提到的凯绥·柯勒惠支、多拉·希茨、马克斯·斯莱沃格特、威廉·特吕布纳等人均在其中。
《圆舞》，费迪南德·施穆策，约1895，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如花开的春天，不断“分离”的分离派一直保持着觉醒、革新的状态，“春天”也是分离派十分偏爱的主题。由克里姆特创立的维也纳分离派官方杂志被命名为《Ver Sacrum》，意为“神圣之春”，这本发行于1898年至1903年的先锋杂志成为后世的艺术杂志的标杆。奥地利版画家、摄影师、画家费迪南德·施穆策描绘出一个在圣春中圆舞的场景，小小的森林精灵活化了传统的寓言，自由与觉醒的氛围感瞬间拉满，连平地摔都显得尤为可爱。
《女子倾慕的少年》，费迪南德·霍德勒，约1904，藏于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基金会&苏黎世美术馆，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3）、柏林分离派群展（1905）
《乔瓦尼·塞冈蒂尼胸像》，保罗·特鲁别兹科，1896，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之老国家画廊，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898）
例如19世纪瑞士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费迪南德·霍德勒，他曾先后加入三城的分离派；荷兰画家扬·托洛普被认为是世纪交替年代欧洲艺术的关键人物，他的《交际花》是欧洲象征主义的重要作品；俄罗斯裔意大利艺术家保罗·特鲁别兹科被文豪挚友萧伯纳誉为“近代最令人惊叹的雕塑家”，展览现场展示了他为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塞冈蒂尼创作的胸像，乔瓦尼·塞冈蒂尼是分离派运动中最著名的“国际嘉宾”之一。
左图：《壁炉旁的自画像》，约翰·维克托·克拉默，1889，藏于维也纳博物馆；右图：《黑与白》，威廉·李斯特，1904，藏于维也纳博物馆，曾展出于维也纳分离派群展（1905）
马克斯·利伯曼非常喜爱佐恩的《玛雅》，说“这幅肖像画是他画过的最美丽的肖像之一”。在展览现场能寻到不少这样迷人的肖像，威廉·李斯特的白衣女，约翰·维克托·克拉默的自画像，是岁月静好下的自成风流。两位艺术家都是维也纳分离派的联合创始人，1905年，威廉·李斯特与克里姆特等追求“整体艺术”理念的一众艺术家集体“出走”维也纳分离派，随后进入全新的艺术巅峰展示期。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临终前》，埃贡·席勒，1918，翻印自书籍©Wikipedia
那场战争过去还不及百年，曾经的画作已挂在又一个新世纪的展览现场。“艺术”能辟出新运动，但“历史”似乎并无太多新事。持续一年多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黑死病、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它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被感染（约5亿），带走了至少50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55岁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年仅28岁的埃贡·席勒。席勒曾画过一幅老师因流感离世临终前的素描，蒙克也画过流感时期的自画像，这些是为数不多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绘画作品。比克里姆特只小1岁的蒙克最终活到了80岁。
爱德华·蒙克，1919，上图：《流感时期自画像》，藏于奥斯陆国立美术博物馆；下图：《流感后自画像》，藏于奥斯陆蒙克美术馆
卡尔·莫尔在遗书中写道：“我毫无悔意地睡去，我已拥有过生活所提供的一切美好。”这句遗言让人想起保罗·卡西尔墓志铭上的歌德名言“生来能见，受命观察”，人人身处同一个大时代，却选择站在灯塔的不同方向去观察，而时代的风暴又总在卷起各种类型的大浪，一次次拍向守望者的灯塔。
被鲁迅赞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先生曾给这首《守望者之歌》翻译过另一个版本：“为观看而降生，为瞭望而工作。”紧随这两句之后的是：“我置身于望楼，为宇宙而欢乐。”